圆桌讨论：教育公益新思维、新方法

主持人：唐韵鹏，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

嘉宾：

梁晓燕，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，正荣基金会理事、自然之友理事

潘瑜，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

周淑祯，北京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发展顾问、资深社工督导

张晖，联合技术公司亚洲可持续发展与企业责任总监，中国欧盟商会企业社会责任论坛主席

杨春燕，新教育基金会秘书长

申宇，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

梁晓燕：公益的工作，尤其是教育工作，教育公益的规模化在什么意义上是必须的？在什么意义上是合理的？在什么意义上不是非此不可的？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分析着谈。现在规模化的呼声很强，也有很多长期做的组织，大家的分析并不在于我们一般性地说不应该规模化，不是这个问题。大家都认为，只要能做多，影响得人多更好。

但不断困扰我们的是：教育是一个长过程，教育的效果是看对一个人影响的深度、时间的长度，以及和他生命触及的程度。我们就在想，有一些项目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，包括今天我们的主题，是说我们需要一个陪伴、全人发展。我们的公益项目相对来说是从一个侧面进去，相对比较短、比较轻，是他人生成长中的一部分。

我们想，这究竟是一个公益使命相符的选择问题？还是对公益认知程度的问题？你程度低，不够，需要提高？还是对公益使命选择的问题？我们希望陪伴着一群孩子，更加长远的、深度的，对他们的生命更负责任的陪伴？还是某一个侧面？究竟会发生什么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取的一个或然性。这里有一个问题，究竟这个选择价值上有高低吗？

第二，在公益里，或者说它得到公益的评价，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不一样的，这种评价对于做事情的人来说，是应该非常在意？还是他更多遵从自己内心的东西？这没有确定的对和错，也没有确定的一定该怎么样。所以关于规模化，很多机构在讨论。“小而美的公益项目，都是花拳绣腿”我没有细看，但说明这个话题很热。

我“要”小而美和我“只能”小而美，这是两种态度

为什么规模化的问题那么突出？因为这确实涉及到公益机构的自我要求，自我提升的问题。小而美是容易满足的，是容易从中感受到自己的。你很可能在一个舒适区，而规模化是提出挑战的，是要让你整个的工作思路、流程，整个的设计，并且你所有资源的对接方式，都发生大的变化，这种变化对很多团队来说确实是挑战。所以我觉得从这两个角度来说，你哪怕说要做小而美，也必须经过了所有的思考，挑战，经过了论证，之后说这个小而美就是我负责任的一种选择，而不是说因为我只能做小而美，所以我就做小而美，这是不同的态度，也是不同的应对方式。

另一方面，对于规模化，最近有一篇文章，关于规模化的几个阶段，每个阶段的挑战是什么，是怎么应对的，对于这个问题，那篇文章做了非常坦诚的叙述。在这个文章成形的过程中，我跟他们有过很多讨论。接下来，我们想召集教育类的同行们，讨论规模化的挑、规模化的真实的含义，除了数量、点、铺的面，除了一般理解可能会产生的问题，规模化它所要求的，它真实的含义，还应该发掘出一些什么？

第三，规模化的方式。他们提出了六种规模化的方式，我后来又补充了两点。也就是说规模化并不是一条既定的路，不是一条规定性的路，而是一条探索性的路。所以规模化的含义究竟是什么？真的值得我们好好地探讨。

我们新教育基金会，真爱梦想基金会都是在做规模化，时间很长了，非常有成就，同时又有他们自己的章法。其他的，像我们现在讨论的，基本上不是一个很大规模的，而是一个点上的工作。我想，如果今天真的不一定就这个话题，我想跟教育同行分享什么？这是我最近非常投入、非常焦虑的事情，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想得很清楚，概括不出来一个系统的想法。可是，我觉得这个话题的提起，让我和多方公益同仁们进行交流，对我很有启发，也给我很多冲击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挑战来得很对，也很及时，并不简单。

周淑祯：我们小而美，但是我们每天面对的孩子不多，五千个左右而已，我们在每一个学校放了两个驻校社工。我回应这个问题——我们如何规模化，我们做了几点探索，如何从过去的支教模式转变为驻校社工。

规模化，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制度化。我们建了一个完整的SOP，标准是应该做哪些东西。第二，我们开了社工课，孩子需要什么，我们给他什么，包括品格教育，性格养成。如果我们的社工觉得这个内容不大合适，他可以修改，我们欢迎他们因地制宜去修改。第三，我们会衡量规模化产生的效益：我们陪着这个孩子成长，他的行为有没有变好一点？写功课的比率有没有增加一点？这都是我们过程中的衡量指标，目前我们正在做面向规模化的调整。

张晖：我从企业角度思考，听了以后，受的启发蛮大的。我觉得谈规模化之前，是不是谈一下效率问题还有机构的体量问题？第一，我不知道你如何定义规模化？5千人算规模吗？5万人算吗？50万人算吗？我个人不太建议脱离机构的实质性，还有业务的核心优先级以及核心利益相关方的需求、体量，如果没有这些因素在前，谈规模化的意义不是太大。

规模化，我们换一个词，可复制性，不是数字上的规模，可能是一种方法，比如真爱梦想、西部阳光，很多时候不一定是项目本身的硬件规模，有可能是其中可传播的规模，我们谈规模化之前可能要谈效率和这些因素。

提一下困扰，我们这么多的公益组织都在助学，有没有机构能够评估一下，所有人投到一个地方，能有多少项目？这些放到一起，每个报表可能都很漂亮，但是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对这个固定群体产生的影响到底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？

所以规模化的第二个挑战是协同化，这不是一个人的协同。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和教育机构或者公益组织能够把一件事包在里面，所以很多时候谈规模要看我们企业的能力是什么，是不是把有限的能力发挥到最大价值？我是不是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选择产生更多交集？大家是不是可以把这些规模化的东西进行梳理。另外回到小而美，我们是不是谈一点实在的东西。

申宇：如果说规模化，我们可能有一定的规模，也引起了社会上的一些关注，我想规模化我们怎么定义的，是从数量来说吗？其实今年一年做得都挺累的，27万花了，可以说我们白天做的事，晚上做梦可能都是想着这个事，所以规模化是有代价的，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可持续的状态也是一个问题。

规模化如果真的是从数量的角度评测，今天已经有2500家的学校，我们是不是做到1万家、2万家才是成功？真不是，是看我们创造多少价值，带来多少影响力，甚至我们精耕细作的部分是否深入到每个人的人心，做有质量的部分。真爱梦想还是有很长的道路要走的，我们自己想重新定义规模化，我们的速度不会像一年450家、500家这样的速度了。我们做的就是生根，跟多方合作，做一个共创，做品牌型基金会应该做的事，这也是我们思考的事情。

杨春燕：对我们小基金会而言，我们可跟在座的各位有点不一样。我们是在有目标、资金支持的情况下，去做，慢慢地扩大，规模化了。我们是零基础，机构目前来讲的是宽进宽出，我们上海有一个学校，蛮认同新教育的理念，但是上海毕竟是沿海城市，它吸收的资源更多，认为已经不足以满足它的需求，就退出了。我觉得很好，这可能也是一线老师，不需要被动地监管他什么，他可以主动地来，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学会跟在座的同行学更多的，如何更好地去监管他们，把规模化的方式、效果体现出来。

潘瑜：谢谢各位老师，实际上刚刚申宇老师说的，我非常认同。新华爱基会的“捡回珍珠计划”经过13年发展，从最初每年帮助21个学生，我们一直都在成长，今年帮助了6800名珍珠生，刹不住。2010年，我们设立了一套评估指标和方式，已经有一些很有效的经验累积。今年开过好几次的反思会，主要讨论明年如何把我们资助的数量降低，不是每年6千多，我们想控制在每年5千5到6千。这是我们评估以后，基金会以现有的管理模式和人力资源能做到最完善、最合理的数字规模，这是我们新华的理解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谢谢。

梁晓燕：我还有一个补充，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这两年来的一个新发现，教育公益和教育。原本我们作为支持方，学校是作为接受方，我们看到随着教育创新，包括更多地对教育的呼声。而且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，现在有一个很大的，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教师自组织的出现，在我的观察里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它是我们教育的变革，推动教育创新，推动学生状况的改变。

公益组织是我们工作的源发动力，但是如果每个地方的老师能够通过我们的工作，彼此找到同道，找到继续往下走的支撑，通过他们联系更多的老师，体制内、体制外。教师也不完全被行政力量控制，教师还是有一定自主性的，包括新教育，它不是一套完整设计的教育项目，总体来说你们多个实验区，这么多年以来我大概接触过一些，通过新教育培养出来的、跟着新教育走的几万个老师有吧？这些老师都是当地的好老师、有影响力的老师。虽然不在你的项目中，但是在他的学校中，虽然没办法计量，但是是存在的。我们如何激发自组织、在关键环节上帮助自组织？

今年我们支持教育初创期的公益组织，我们会给那些关键的老师、有行动力的老师、有想法的老师们，给他们直接的支持。把他们作为教育公益大生态当中非常能动的因素。我相信不只是出现在这两年，只是过去我们的视野里没有这个的存在，我们看不到他们。去年的教育公益年会，是我第一次明显地感觉到有这股力量的存在，因为你感觉到了你就去观察、深入了解，他们的作用挺大。去年的年会上我们把它纳入了工作交流的群体，明年这方面的份量会更重。

这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公益的大生态在发生很多变化，这种变化已经从稳定的，有的是机构型的、有边界的、固定的到组织型的，相对规模大的；同时边界相对不是那么清楚的到社群型，虽然更散，但是能快速集结的，这些都应该纳入到公益的考量范畴。这是惊喜，看到原本不在视野当中的东西，也对教育公益产生另外的想法：是不是所有的事情各机构做？一个机构的能力怎么放大？这都在给我们提出很重要的挑战，也是警醒，同样肯定是给出新的未来。

提问：规模化可能只是途径，我不知道各位是什么想法？企业如何更好地考量这个问题？

提问：技术条件变了，量变了，在两个条件已经变化的情况下，我们是不是要重新思考作为公益组织原有的使命？

提问：现在的阶段有一定的市场基础，有自己原创的平台和公益产品，这个时候我是否合适引入资本或者引入支持，来扩张我的教育项目？

梁晓燕：当然应该，如果你已经感觉到了这个必要，而且你的能力是有进一步潜力的，你的团队有可能继续扩大，并且这个东西对你来说并不构成最短的板，这个很自然。需求就是含量，需求是无边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不是需求要不要，教育需求永远要，问题还是在于匹配的条件合不合适，这个要由自己判断。

另外一点，有的人说跟使命相关，也跟这个相关，有的人心里的使命是整个社会为边界，有的人的使命是心理满足，我的感觉，和对我周边的人群，人的使命不一样，这个东西你要问自己，你内心让你想要扩张的动力来自哪里？是你内心要的东西吗？如果要，争取你的资源。

提问：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申宇老师，我们开发一个助学班，每个助学班配一个管理员，我们的孩子都是孤儿和贫困的，很缺爱，梦想中心对我们来讲，在硬件上的投入其实不难，但是整体来讲，怎么样获得学校老师的支持？因为他有自己的事情，再去支持我们比较难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主要是改善卫生习惯，本地的这些人文化程度不高，能力不强，给这些孩子提供正常的、更多的爱也很难。我们的孩子又是住校，一天到晚，周六周日有一些学生不回家。我的问题是，他们的时间很多，但是本地管理员的能力比较差，老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够，整个如果说支持一套软性的服务，成本会很高。

申宇：现在真爱梦想面向的群体梁老师清楚，我们主要在区县的中心学校，所以我们的课程对老师的素质要求是蛮高的。我们讲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，也要提高老师的素养。上海周边我们有40个打工子弟学校，但他们的资源是有限的，我们招募志愿者，他们的水平是层次不齐的，如果你们需要，我们是开源的，可以免费拿去用，是不是匹配一下老师和生活管理员的水平。

这么多年，我们一直在探索，你刚刚说的最关键的问题是教育生态的问题，真爱梦想2500家是正态化的分布，教育局不重视的这种情况就是二八情况中的20%，我们在做区域化的运营，希望区县打造整个区域的运营，从局长到校长，他们都是非常重视的，重点的区域我们扶持一个示范区和示范校，在哪里都存在这个问题。

刚开始，我们可能是不挑的，但现在我们会有一个风险评估机制，我们需要跟校长有一个电话的访谈，他如果不是想做教育，而是政绩，我们也会有这样一个路径。

潘瑜：关于刚才的问题，我也蛮有感触的，我们对于合作学校也有风险评估，学校申请过来，我们会到学校做实地的考察，有针对性才会真正满足到不同的需求。

农村小规模学校如何复兴？

梁晓燕：教育公益最近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，大家知道，现在比较重的教育项目一般落到乡中心校，现在大部分处于被放弃的状态，但我们应该清楚，这是教育公益被放弃的一部分，最后的15%。有一些公益组织在推农村的小规模学校复兴，就是以村小，甚至学生多一点的教学点，公益组织在中间如何组织资源。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外部资源的建立，在于那些被放弃的校长和老师如何把他们内心的东西激励起来，想做，外部的资源就接得上。

出乎我意料，不到两年的时间，现在已经正式进入联盟的是280所，跟联盟有关的是600多，前提是校长主动申请，学生、老师们有积极性，这个状态下，关于农村小规模学校如何复兴是重要的内容，农村学校一定就比城市教育资源差吗？如果是开放性的教育资源，我们从全人教育的理念出发农村教育有没有可能？尤其是村小，人少，班小，老师充沛，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可能走出另外一条教育之路？这个问题我觉得在教育变革、教育创新的情况下，会有另外一个考虑。现在互联网能够带来教育资源，解决了很多问题。怎么组织互联网课程？这些都在尝试，而且以学校为主，公益组织辅助，让各种资源方加入进来。小规模学校联盟做一个很好的平台，这给我们带来了农村教育改善的另一种思路。

还有乡以上，县两层学校的行政化很严，课程的量很大。教育公益又有一种新的探索，在大的乡镇县，提供课外课程的组织和机构最近几年也在大量出现。我今天特别想说的就是整个公益的大生态，然后我们选择在这个生态里站在什么位置，会和周边哪些生态发生联系。